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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朝更高的山前进（第4页）

回报古尔德

2017年12月，我被邀请为“Glenn Gould Gathering”这一活动进行策划，以纪念格伦·古尔德诞辰85周年。我从小学开始就非常迷恋古尔德，经常模仿他在演奏时的前倾姿势，结果养成了驼背的坏习惯，还因此被老师提醒过。我曾在各种场合公开表达过对古尔德的崇敬之情，加拿大的古尔德基金会听闻之后，在加拿大建国150周年之际，邀请我一同策划这一活动。1982年，50岁的古尔德早早离开人世，我与他并无一面之缘，但我一直受到他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我曾经在索尼音乐推出过古尔德演奏曲目的精选专辑。这一次，我想再次回报古尔德的恩情，于是接受了基金会的邀请。这次活动的场地选在了草月会馆[17]，距离东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很近。

尽管古尔德也留下了少量的作曲作品，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演奏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和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是他的经典演奏曲目。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向这样一位演奏家致敬呢？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我联系了我的朋友艺术家卡斯滕·尼古拉和克里斯蒂安·芬奈斯，并邀请了年轻有为的卢森堡钢琴家弗朗切斯科·特里斯塔诺一起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与弗朗切斯科合作，他也发行过古尔德经典演奏曲目的演奏专辑《哥德堡变奏曲》。弗朗切斯科还受巴赫曾为拜访前辈作曲家布克斯特胡德徒步400千米的故事的启发，制作了一张专辑——《长途跋涉》（Long Walk）。他将这两位作曲家的音乐与自己的作品混在一起演奏的概念十分有趣。我以前就关注他了。

弗朗切斯科演奏了明晰的钢琴音乐，而我弹奏了预制钢琴和合成器，再叠加卡斯滕的电子音和芬奈斯的噪声——以这样的形式，举办了向古尔德致敬的合作演奏会。其中卡斯滕的点子非常棒，古尔德在演奏时的哼唱很有名，卡斯滕注意到了这一点，将他女友的哼唱声叠加在了我演奏的巴赫曲目之上，真不愧是一位当代艺术家。我们还在舞台背景的屏幕上播放了古尔德故居、附近的公园和墓地的影像。在演奏会以外，我们还在活动中介绍了古尔德热爱的日本文化：放映了敕使河原宏[18]导演的改编自安部公房[19]小说的电影《砂女》，还设置了使用古尔德本人谈论夏目漱石《草枕》[20]的声音制作的装置作品。在草月会馆一楼由野口勇设计的花石水广场，即草月广场上，我们也放置了一架带有自动演奏机制的钢琴，可以按照古尔德生前的演奏方式弹奏乐曲。

对于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古尔德的敬意是否合适，我有些犹豫，但很荣幸的是古尔德基金会的人非常高兴，他们希望我能将演奏会和这些装置作品一起带到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地。但这过于兴师动众，我拒绝了。但想想看，这次演奏会只举办了3天，总共5场，每场按500名观众来算的话，3天里也总共只有2 500人观看。确实挺可惜的。

顺便再多说一点，草月会馆是我与前卫音乐邂逅的地方，10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我来这里听了高桥悠治和一柳慧的音乐会。当时悠治用来演奏的那架红色贝森朵夫钢琴相当引人注目，因为颜色很少见，我一直记得它。我去查看古尔德活动的演出场地时，发现这架红色钢琴还放在舞台后面，真的非常激动。当这架钢琴映入眼帘时，五十多年前的音乐会的记忆瞬间清晰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我记得悠治曾让钢琴响起闹钟声，或是朝钢琴的琴键扔棒球。孩提时代的我惊讶于他那自由奔放的演奏风格，也感受到了自由的音乐之可贵。

告别贝托鲁奇

之后，很快迎来了2018年，在那一年，我告别了恩人贝托鲁奇。那年2月，我被邀请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在德国逗留。在评选电影作品的同时，我还与深受小津安二郎电影影响的导演维姆·文德斯[21]一起，为经典单元展映的小津作品《东京暮色》[22]做了演讲。是贝托鲁奇让我了解到电影节的乐趣所在，而就在那时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嘿，龙一，我跟你一样，也得了喉部的癌症。”他的语气并不沉重，还开玩笑说：“这代表了我的爱！”[23]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爱开玩笑。

贝托鲁奇接着对我说：“赶紧来医院探望我吧！”他还说：“你从德国来意大利也不远啊。”但电影节闭幕后，我会马上去法国的三座城市举行演奏会。贝托鲁奇还是锲而不舍地对我说：“这些东西取消不就行了嘛，快来罗马找我！我真的很想见你。”我犹豫了半天，最终因为调整不了行程，没能去见他。结果，他在那一年11月离开人世，那个电话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无论如何都应该去一趟罗马啊！

但据说，贝托鲁奇在停止延命治疗[24]后，最后一个月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每天大口大口地喝酒，抽医用大麻，吞云吐雾，好不快活。他的朋友也每天都去找他玩。他去世之后，我听他的遗孀克莱尔说：“他笑得好像从未那么开心，快乐地走了。”我想，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吧。

寻宗溯源

2018年3月，我在NHK演播室参加了《家族历史》节目的录制。这个节目旨在代替本人对家族历史进行采访。如果是年轻时收到这个节目的邀请，我很可能会拒绝。奇妙的是，当自己上了年纪，会萌生一种想法，就是如果能多问问已故父母和祖先的事情就好了。因此，虽然对了解家族的真相有点胆怯，但我还是下决心参加了节目的录制。

我的父母都来自日本九州，九州就是我的家族之根。除此以外的信息，基本上都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调查得来的：我的曾祖父兼吉是福冈藩主黑田家的步卒，他在三奈木村与旁边久留米藩接壤的地方监视敌人的入侵。他曾经住在英彦山山坡下，因此被藩主殿下封姓“坂本”，这个姓氏是从“山坡下面”转变来的。我以前就有“祖上是败走的武士”的预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预感是正确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据说兼吉的祖先还是隐藏的天主教徒，对异教徒十分宽容的黑田家很早以前就收留了他们。

兼吉后来搬到了现在福冈县朝仓市一个叫甘木的地方，开了一家名为“坂本料理”的料亭[25]。甘木是福冈和大分之间的交通枢纽，因此这家店生意兴隆。兼吉逐渐成为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现在当地神社的牌坊上仍然刻着他的名字，以表彰他的捐赠。当时在该神社内，还举行了业余相扑和职业摔跤表演，兼吉是主办人员之一。惊人的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甚至找到了1975年当地报社采访甘木历史时当地长老的录音，其中还有与兼吉有关的证言：“此人是个大佬。大佬也分很多种啊。”尽管在节目中没有直接点名，但我想兼吉也许是以黑道人士的身份成名的吧。

兼吉的长子是我的祖父升太郎，他年轻时就因为热爱艺术闻名于街坊之间。他曾热衷于业余歌舞伎事业，当时的当地报纸上还留下了“甘木：演艺界最受欢迎的演艺达人”这样的描述。他还被称为“福冈团十郎[26]”，是标准的瓜子脸美男子，据说在歌舞伎演员的人气投票中，也总是遥遥领先。升太郎与受雇于他父亲经营的“坂本料理”的一位叫Taka的女性结婚，并生下了长子——我的父亲坂本一龟。29岁时，升太郎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创建了“甘木剧场”，并成为经营者。但仅仅两年之后，剧场发生了一起事件：上演喜剧时，剧场内发生争吵，卷入其中的售票处的男性被人用刀刺死。升太郎承担了这起杀人事件的责任，并退出了剧场的经营。

之后，升太郎改变职业方向，加入福冈的生命保险公司，开始了单身赴任的职员生活。他从事外勤销售工作。几个月后，他就在赴任地认识了另一位女性，并残忍地抛弃了我的祖母。祖母被迫独自抚养祖父留下的六个孩子。因为目睹了升太郎不负责任的行为，几个孩子都变得很懂事，特别是我父亲，作为长子肩负着家族的责任，一直很努力。多年后，得知我过着轻浮的生活时，父亲失望地叹息道：“我们都一直做着正经人，你怎么却是这副德性？”我想这就是祖父的隔代遗传吧，人终究是无法对抗基因的。

我的父亲进入日本大学文学部的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局势恶化后，他作为学徒应召入伍，被分配到位于佐贺的通信队，一开始据说被激发了作为军人的使命感，想着“为了家人，我要勇敢地死去”。后来，他被分配到了伪满洲国的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市境内），在那里作为通信兵一直给同伴们发送莫尔斯电码。NHK的这个节目里还介绍了他的手记，上面记载了他在极寒之地手指被冻伤，以及治疗期间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拔掉指甲的痛苦经历。

到了1945年，为了应对在日本本土进行的“决战”，我的父亲又被召回日本，并在福冈筑紫野的通信基地得知了日本战败的消息。根据他弟弟的证言，从军队回家后的他一直闷在家里，有好长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做。他似乎也有罪恶感——因为他自己平安无事，而与他一起在伪满洲国度过战争岁月的同伴们却在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回家半年后，他终于开始在附近的铸造厂工作，在得知同事们对工资不满意后，他带头提出与公司交涉。然而，在面对公司老板时，其他工人却选择沉默不语，这让他非常愤怒，马上把辞职信砸到了老板面前——节目里还讲述了这样的事情。

后来，我的父亲重新对他本来就喜欢的文学产生兴趣，并与当地的同伴们一起创办了同人杂志《朝仓文学》，自己也开始写小说。出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一龟写的这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对逐渐走向战争的世界抱有疑问的青年。这本同人杂志恰巧引起了正在甘木疗养的一位编辑的注意，他邀请我的父亲说：“要不要去东京的出版社当小说编辑啊？”这家出版社就是他最终要工作到退休的河出书房。